郑永年：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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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：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

今天，几乎所有老牌政党都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，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是这样。全球化、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的兴起等，都对传统政党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挑战。当非政党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够履行传统上政党所履行的功能的时候，政党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。     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，要不然，党的高层也不会面临巨大的党内反对力量来容许资本家入党了。不过，共产党和民主国家的政党危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。中国没有正式的党外政治反对力量，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形式的市民社会力量并不很强大，就是说，中共并不面临政治反对派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挑战。如果说民主国家政党的危机与政党之间、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竞争利益代表相关，那么中共面临的则是能否以及如何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问题。     中国发展到今天，社会经济利益急剧分化，中国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光靠组织的武器来统治国家，而不同考量利益代表问题。尽管因为一党执政，没有其他任何替代政治力量，中共没有像民主国家那样的利益代表竞争者，但仍然存在着利益代表的问题。很简单，如果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利益，党就会失去和社会经济力量的相关性，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统治合法性问题。近年来，“三个代表”理论和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都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提出来的。     尽管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并且正式提出了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，但这是远远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要具体落实代表的问题。这不仅仅是一种提法的变化、一种意识形态的变化，更重要的是一种代表机制的变化、一种制度的变迁。在这方面，中共还面临着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。但只有克服这个困难，中共面临的代表危机才能解除。     在很多种类的困难当中，最重要的是中共本身的定位问题。定位问题不是指中共是否会容许其他政党的出现（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），而是指中共是把自己当做政党还是政府来使用的问题。     尽管是一个政党，并且是唯一的政党，但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并没在履行一个政党应该履行的功能，而是在履行政府的功能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，以党代政的现象。一个政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代表社会的利益，无论代表谁的利益，“代表”是党的立命之本。一个政党如果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，那么它就有权利组成政府，把党的意志转化成为政府的政策来影响社会的利益分配。这就是利益代表的实现。     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共产党应当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。党的一面应当是人民，而另一面则应当是政府。人民—政党—政府应当是个有机体。一方面，党是人民的一部分，时刻把握社会的需要，与时俱变，与时俱进；另一方面，党又代表人民在政府中运作，不断调整政府政策，来满足人民的需要。只有这样，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。     但现在共产党的定位是：党—政府—人民。党和政府在人民之上，党又在政府之上。党甚至把自己当成一级政府来使用，而把政府当做二级政府。这样就产生了一些致命的后果。第一，中国只有行政，而没有政治，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在行使行政。很多年来高层都在讨论“讲政治”，但目的是为了服从党中央，为了反腐败。最大的政治则没有人讲，即如何代表人民的利益。第二，政府抓行政，党也抓行政，互相制衡，使得真正的政府行政没有效率，很难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。第三，更为严重的是，党和人民没有有机的联系。党的干部和政府的官员本来应当是分工不同的。党的干部应当是社会的政治精英，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，而政府官员则应当是专业技术精英，专长于政策的执行。而在现在的中国，干部和官员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两者的录用方式没有什么两样。     所以，从表面上看，党什么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：党员干部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专业水平有了提高，并且越来越年轻了。这种趋势不仅能迷惑外国的研究者，而且也会迷惑中共高层本身。这几年有关中共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在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。但同时，党在面临许许多多新的问题。教育程度、年轻化和专业化并没有能从制度化方面解决中共面临的转型危机。明显的例子就是腐败。腐败并没有因为所有这些变化而有些变化而有所好转，相反，情况越来越严重。要知道，所有这些所谓的积极的变革都是挽救不了党的衰退的。台湾的国民党就是一例。     “三个代表”已经提出，但要挽救振兴党，就要有制度的转型。最大的转型就是党要把自己从政府转型成为真正的政党，而这个转型就是要使党真正成为人民的一部分。（《改革及其敌人》郑永年著 第217 ~ 219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9月第一版）